生源危机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很多地区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，那么，北京市的这一压缩中职学校规模的做法，是否适合在其他地区推行？很多专家和职业院校校长认为，要视当地经济产业的发展等实际情况而定，不能盲目。

　　“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产业结构、文化传统有关，其他地区的中职学校怎样发展，得具体分析。”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高卫东说。

　　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邢晖看来，压缩规模不仅仅是中职学校的问题，高职院校、普通高中也同样面临。这也不是某一个市的问题，其他省市也会有，因地制宜最重要。

　　“北京的情况不等于全国的情况，北京特殊，随着产业的发展，劳动力、人口的素质肯定也要升级，北京可能就面临一个学历相对趋高的现实，所以要压缩中职生的规模，提高高职、大学生等高学历人群的比例，但是其他地区，不一定是这样的状况。”邢晖认为，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调整，适应学龄人口下降的趋势，就要把职业教育做大做强，就要允许和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多种模式。

　　邢晖认为，让一部分中职学校“先死”或缩减，有利于活下来的院校。“这是个效率问题，不是不重视中职教育。缩减规模是提升效率的一种方式，一些做得好的中职学校还可能因此扩大规模，做强做大才是最重要的。中职学校的发展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。”邢晖说。

　　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认为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已经成熟的模型，不同地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，有计划地做好职业教育本土化发展的设计。不同的地区要追求职业教育的丰富多彩，要把为学生服务、为企业服务、为社会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任何事情都不能“一刀切”。

　　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认为，如何发展中等职业教育，要看两个维度，一个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，一个是自然人群中不同特点的人分布的自然比例。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，都面临转型升级过程中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岗位数发生变化的问题，把较低端的产业移出去，发展三产、高端的产业，也就提高了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，提高了就业门槛。

　　“但是，教育的本源是以人为本，是让人有更好的发展。国家提出教育要‘服务发展’，不仅仅是要服务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还要服务人的发展。”邬宪伟强调，所以，不能简单地说，城市发展要求学历层次提高，就都让大家去读高中、读大学，而不分析这些孩子是否适合读，有一部分孩子就是适合读中职学校的，做厨师他会做得很好，他们的需求，应该得到满足，而不是硬让他们去学3D打印。

　　邬宪伟认为，上海在探索另一种中职学校的发展路径。即不轻易兼并、关闭、缩小中职的发展规模，而是做“嫁接”，在满足学生接受中职教育之后，可以选择继续提高学历层次，“把这些通道都打通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他会努力去改变家长“唯学历”的观点。每年新生开家长会，邬宪伟都要花很长时间给家长讲“如何让孩子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”，希望改变他们的理念。“进我学校的学生，刚开始有90%的学生要考大学，但是到毕业的时候，真正要考大学的不超过35%，他们的受教育理念正在发生变化，逐渐明白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。”邬宪伟说。